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公布，从发展环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等8个方面，提出31条具体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并首次将民营经济定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多重要？广为熟知的“五六七八九”，通俗地道出民营经济何以为“生力军”：它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而当下，民营经济面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市场开拓、融资困难、转型艰难等问题，发展活力仍需进一步激发。

“民营经济31条”有何亮点？如何加快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7月21日，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对《意见》进行详细解读。

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有107家企业入围，江苏有92家企业入围，广东51家企业入围，它们是我国民营强企最集聚的三省。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浙江、江苏、广东做对了什么？近日，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在接受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访谈时表示，浙江、江苏和广东走出了三条完全不同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被视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样本路径，供其他地区参考。

罗知介绍，浙江模式以草根民营经济发家，是小商品市场嵌入到国内大市场的奇迹。它以小商品市场作为支撑，靠义乌、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小商品打入全球。“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浙江模式也险些触礁，但它踩准节点神奇转向，走向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高科技产业道路。从搭上外贸快车，到搭上数字经济快车，步步踏准时代机遇。”

而江苏模式发源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走的是重工业、高科技的发展模式，更多有赖于政府引导。早在20多年前，江苏省就意识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从上到下思想统一，并将发展民营经济明确为江苏省经济战略重大转型决策。全省为民营经济积极做产业引导和资源整合，同时不断向邻居浙江学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弘扬创业精神。

广东则是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及时向自主创新转型。早期依靠“三来一补”，而后广东很快意识到代工利润很低，于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民营经济，走上“资本+代工”和“边代工边创新”的道路。早在1995年，深圳就提出以科教兴市为主的“二次创业”目标，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腾讯等企业后来集中涌现。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500强榜单中，武汉有10家企业上榜，但多为传统商贸企业或建筑类企业，缺少具有全国知名度的科技型或消费类企业。下一步，武汉该如何奋起直追？罗知表示，武汉国有企业、大型企业GDP占比较高，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少、税收贡献低，容易形成发展路径依赖。

“江苏经验告诉我们，从上到下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是解放思想的重要过程。解放思想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重要性，认识到‘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这是首要的事情。”罗知分析，对武汉来说，其次要抓重点，打造民营企业排头兵，从而起到示范效应。再次，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抓手。这一服务体系不能只停留在政务环境，更应该包括科技孵化、融资、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等创新创业生态。

近年来，武汉也不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2022年，武汉有158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增幅全国城市第一，成绩亮眼。

“武汉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数量在全国排在前列，经济发展土壤深厚、潜力无限。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培育领军企业，打造完善服务体系，我对武汉民营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罗知说。

【激发企业家活力 敢创业能成功】

■ “31条”打出组合拳，关键是“稳预期”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意见》释放了什么信号？

刘瑞明：在当下环境里，《意见》非常重要。它是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直接面向解决当前民营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障碍，是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大力推出的一份文件。

文件有两层意义，一是释放信号、澄清误解、稳定信心。近年来，社会对民营经济发展走向和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有分歧、有争议，这份文件毫无疑问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

我们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如何在三重压力下迅速走向经济复苏、快速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而在所有的“稳”里，关键是“稳预期”。只有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从而稳金融、稳就业。《意见》的出台，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强信心，有利于全社会稳定未来发展预期。

第二层意义是回应关切、政策松绑、长期执行。“31条”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营商环境、政策支持、监管导向、法制保障、舆论氛围等问题进行澄清，对民营经济坚定信心、轻装上阵有着重要的激励和指导作用。接下来。国家发改委会出台具体落实的一揽子计划。

此外，值得关注《意见》里的表述。它由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是最高规格的。而《意见》开篇讲到，“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从侧面回答了民营经济政策长期性的问题，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民营经济依然是生力军，依然是重要基础，依然是重要力量。

罗知：《意见》的出台跟近期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以后，整体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但也可以看到，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还有上升空间。

如何实现更快更好的增长，如何进一步缓解就业压力，很大程度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相关。我们注意到，以往大部分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文件标题大多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或“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而这次的文件标题明确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可以看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将是强而有力的。

■ 强调政府诚信履约机制，是《意见》中一个新提法

长江日报：《意见》针对民营经济有哪些新提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刘瑞明：《意见》的亮点非常多，比如再次强调负面清单问题。虽然受限于篇幅和文件特征没有详细罗列，但后续国家发改委等相关执行部门会出台详细的负面清单，有利于民营企业进行甄别。哪些行业该进，哪些行业不该进，哪些行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哪些行业应该及时退出，会有明确的规则。

《意见》强调政府的诚信履约机制，这是一个新提法。过去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会存在局部的政府违约情形。文件专门强调政府的诚信履约机制，保障民营企业权益，这是非常好的方向。

《意见》还强调杜绝选择性执法、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的监管，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提法。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地方政府的确有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的监管，对民营企业构成困扰。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后续也会有相应政策来保障执行，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好消息。

罗知：《意见》里提到应收账款拖欠的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这意味着不允许政府违约，如果政府有违约行为，也将被纳入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

一般来说，意见性的文件会指方向，因为它属于“1+N”里的1，N是后面还有各个部门发布配套文件。但是在诚信履约应收账款的问题上，文件将它非常突出而细致地陈述，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存在，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是很高的。应收账款问题容易成“三角债”，导致企业现金流不足，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生存问题。这一次，《意见》明确指出症结所在，并打出政策组合拳。

我还注意到，《意见》关于民营企业政策里，涉及融资政策、清欠账款政策、人才政策和用工政策等方方面面。后期如何出台配套细则，最大程度释放政策效应，值得持续关注。

■ 激发创业精神，关键在“降本”、放权和让利

长江日报：当前我们如何激发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

刘瑞明：从经济增长趋势上看，如今创业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加大，但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其实一直都在。当下如何去释放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三个维度，“降本”、放权和让利。

首先是“降本”，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土地、资本、劳动等关键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比如，要经营一个小商铺，一笔大开支是房租，而房租成本又体现在土地供应上，土地供应又内生于整个土地供应模式，牵涉到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制度改革，这背后有着更加深层的改革逻辑。

再比如资本环节，现在企业创业约束瓶颈是缺乏资本。而缺乏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加剧了创业成本。还有劳动力成本的高速增长，这背后除了人口结构调整转变外，更深层次是源自居民的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改革方面有实质推动，就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在“降本”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激发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第二是放权，中国在过去40多年改革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放权让利，目前进入啃硬骨头的“深水区”，如何更好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系列政策文件中提倡的放松进入壁垒至关重要，破除进入壁垒的具体落地措施非常关键。

第三是让利，经济学里非常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国家税收取决于税率和税基。当我们让渡一部分税率以后，可能会让税基变得更大，从而使国家税收上升，使整个国民财富得到更大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改革过程中进一步让利，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创业，把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

罗知：如何激发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关键问题是怎么形成一个大家想要创业、敢创业的环境。

在经济学里，高风险对应的是高收益，低风险对应的是低收益。如果是高风险高收益，有部分人敢拼敢闯，能赚到钱；低风险低收益也有人敢做，踏踏实实起早贪黑，也能赚到钱。实际上，我理解，此次“31条”的出台就是在解决风险和收益错配的矛盾。

比如这其中一种风险就是地方营商环境带来的风险。有些地方营商环境里有“旋转门”“玻璃门”“新官不理旧账”、企业和政府沟通交流、制度性交易成本非常高等等。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明确看到这些矛盾，通过改革释放市场空间、释放红利，旗帜鲜明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家信心更足，更愿意创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