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第七届中国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7日至8日在武汉市举办。大会将搭建企业投资、政府引资和各方合作交流平台，重点解读《加快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助力武汉民营企业发挥带动中部地区发展的引擎作用。

此次《方案》从“五目标、八重点、三保障”三个角度提出武汉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具体目标和推进措施，把加快培育中小企业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立足投早、投小、投未来。

具体来看，《方案》指出，到2025年武汉中小企业规模总量增长50%、突破120万家，“四上”企业总量突破2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量倍增、突破3000家，上市企业总量增长50%、达到140家。

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数字化水平、服务环境、综合实力等也应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到202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突破1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80%；7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达到二级以上，创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小企业新增各类融资1万亿元以上，发展环境评估进入全国前10；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民间投资占比超过50%,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增加到12家。

为帮助武汉民营企业提质升级，《方案》开展万名创客创新创业工程、万家企业升规进限做精工程、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万企供需对接工程、万亿中小企业融资工程、万企赋智数字化转型工程、万名干部助企服务工程、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等八项重点工作，为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创新研发提供奖补支持。

例如，在上市融资方面，《方案》对首次申请上市发行材料的企业提供最高800万元奖补；推动企业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重点产业链企业融资100亿元以上，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2万亿元以上。

在创新研发方面，《方案》为创业项目提供最高5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给予贷款贴息；给予建立研发机构的中小企业不低于30万元的资金支持；对纳入市级备案管理的中试平台（基地）择优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对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地区，给予每个产业集群最高1000万元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方案》着重助力民营企业数字化平台转型，将对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达到二级的试点企业，给予数字化转型支出的30%、最高可达30万元的补贴；对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达到三级的试点企业，给予数字化转型支出的40%、最高可达40万元的补贴。

今年以来，武汉出台多个民营经济发展措施，打造民营经济成长高地和集聚地。4月，武汉市税务局、武汉市工商业签署《共同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出台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项合作机制。

8月，武汉市委统战部和武汉市工商联制定实施“金桥计划”和“金领计划”，旨在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整合资源，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搭建与孵化器、创投机构、科研院所、大型骨干企业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接桥梁；提升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素养、拓宽视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现代企业治理能力等。

多项政策措施的颁布使得武汉市民营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一定提升。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布的“2023年武汉民营企业100强”显示，武汉民企100强入围门槛为20.77亿元，较2022年20.30亿元，净增0.47亿元，增长2.32%。

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13日全国工商联最新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武汉入围企业数量较上年减少3家，全国城市500强数量排名下滑至18位，与同处GDP第二梯队的成都、杭州、南京相比，仍有差距。

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罗知在《武汉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中指出，“武汉是一座国企占比高、重工业占比高、内贸占比高的国家中心城市，其民营经济既没有浙江的草根特性，也没有珠三角的开放特性，发展模式也接近于自发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偏保守的地方文化和缺乏政策大力推动的双重因素下，武汉民营经济不仅规模不大、缺少知名品牌、产品竞争力度不足，而且在活力和创造力上与沿海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来看，罗知表示，近年来武汉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武汉重点投资建设了一批重工业企业，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全国知名的‘武字头’企业，让武汉成为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基地。但是，国有企业比重较高对武汉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作用，表现为地方经济的国企发展路径依赖造成民营企业边缘化；国有企业比重高强化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力量；国有企业比重高导致行政模式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体制扭曲，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此外，罗知进一步指出，武汉的经济结构也是导致民营经济占比低的重要原因，主要的结构性因素包括重工业比重高、商贸企业比重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重工业比重过高意味着固定投入过大，1998至2019年，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基本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从41.96%上升至58.9%。武汉市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不断强化了重工业的发展路径，不利于民营经济壮大，也会挤出民间投资，使得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难。同时，重工业比重太高也会挤出轻工业发展，而轻工业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重地。”

因此，罗知建议，武汉要以强化人才区位优势为基本点，创建有利于优势发挥的政策环境；以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为突破口，以政府产业政策为先导，形成技术创新互动的新发展模式。“大力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和资源整合作用，通过打造重点产业创新集群、重构创新体系、强化创新政策支持、优化金融支持体系、创新技术人才培育体系，不懈推动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形成与现代信息科技紧密相连的发展模式。”

“此外，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最需要做的还有维护市场中性的竞争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可以平等地进入市场，平等地使用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平等地竞争，平等地接受市场淘汰机制，平等地获得补贴，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平等地被执法等。”罗知表示。